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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的“三严”

2020-1-20 17:22| 查看: 64483| 评论: 0|来自: 学习时报

摘要 : 我的父亲宋时轮将军原名宋际尧,1907年9月10日生于湖南醴陵北乡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父亲一生 ...

我的父亲宋时轮将军原名宋际尧,1907年9月10日生于湖南醴陵北乡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却始终对党忠心耿耿,无限热爱。无论是打仗、搞军事科学研究,还是对子女的教育,父亲都是以严著称,处处体现出“严守初心、严格治军、严以修身”的“三严”作风,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严守初心——三次入党

父亲传奇的一生动人心魄,三次入党的经历扣人心弦。1921年,父亲进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与左权是同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们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抨击时弊,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1926年4月13日,父亲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后经复试顺利成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入校后,父亲的各项科目成绩都比较好。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上了疟疾,只好在广州东山医院住了半年多医院。其间,父亲经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黄埔军校将父亲转入第六期学习。1927年1月,父亲由时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张庆孚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父亲刚入党没多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父亲在广州被捕入狱,关了两年。直到1929年4月,经共产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父亲被释放。出狱后,父亲从广州转移到香港,等待接转组织关系。这期间,父亲在住地附近巧遇老同学李适生,李适生硬要拉他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工作,两人因意见相左发生了争执,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父亲担心节外生枝,没等在香港接转好组织关系,就于当晚匆忙搭船去了上海。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父亲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眼看钱要花完了,无奈之下只好辗转回到家乡醴陵。

回到家乡后,父亲白天上山躲避敌人搜捕,晚上下山宣传、发动群众。他想,就算一时找不到党组织,也要拉起队伍闹革命。他对家里人表明立场:“我要继续干革命,跟地主、军阀势不两立。”这期间,父亲化名“张司令”,带领这支被当地人称为“黑杀队”的组织,在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打游击。

1930年初,父亲旧病发作,来到已成立苏区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父亲在养病中,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他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六军。

1934年初春,父亲到红军大学学习。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红军大学组织学员在星期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父亲因为有旧伤,挑不了太重的东西,挑泥时,父亲对负责上泥的学员说:“以后能否少装些呢?”可没想到,他挑下一担的时候,装得更重。父亲的火爆脾气是有名的,他说:“我是自愿来帮助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做苦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回到红军大学,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说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学校便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等原因,给予父亲开除党籍3个月的处分。说是3个月,但随后红军就开始长征了,父亲的党籍问题也被搁置。一直到了陕北,当毛泽东委派我父亲去红十五军团担任作战科长时,父亲才含着委屈说:“作战科是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的非党员干部去,合适不?”毛泽东问:“怎么回事?”父亲如实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的安排,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毛泽东谈话后,被排斥在党组织外一年之久的父亲,由十五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第三次入党。

严格治军——带出过硬队伍

父亲一贯坚持从严治军的原则,他带部队突出一个“严”字,严格管理,严格要求。1947年2月,由渤海地方武装升级而成的华野第十纵队成立,父亲任司令员。对这支部队的建设,他花费了大量心血。纵队建立伊始,他就狠抓部队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培养,结合实际开展严格教育,拟定规章,严格管理。他要求各级干部和队伍在严酷的战争中经受考验,树立起敢打必胜的信心,培养英勇、顽强的作风。他建立教导队、训练队,对骨干进行短期培训,亲自讲课,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使部队迅速掌握克敌制胜的本领。在父亲的带领下,十纵在解放战争中由小变大,由弱转强,成长为一支能打大仗、硬仗和恶仗的队伍。

在国民党军队精锐云集的华东战场上,父亲率领十纵屡战强敌,特别是在几次事关全局的战斗中,十纵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浴血拼杀、所向披靡,以至于在国民党军中流传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说法。1948年,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区寿年兵团被我军团团围住,父亲奉命率领华野十纵,在桃林岗阻击前来救援的邱清泉兵团。蒋介石和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乘飞机亲临上空督战。邱清泉使出浑身解数,下了“进攻不成,按级斩首”的死命令,飞机、大炮、坦克、毒气全都使用上了,多次组织部队反复进行集团冲击,想杀开一条血路。父亲要求部队“寸土不让,顽强死打,适时组织反击”。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5昼夜的血战,桃林岗阵地始终坚如磐石,敌人无法前进一步,眼睁睁看着20里外的区寿年兵团被我军全歼。

1949年上海解放后,父亲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在上海战役前,父亲就带领参谋看地图查资料进行精确计算,将上海划分为五个警备区域,设置5000多处岗哨,任务下达给各军,因此上海一解放,就迅速展开警卫。部队进驻上海期间严守纪律。全军看管16处仓库,库房内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官兵愣是没动过一块银圆。解放军遵纪爱民,成为闻名于世的正义、文明之师。

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在和平年月仍然从早忙到晚。父亲任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时,我经常看见,夜深了父亲办公室里的灯光还亮着;清晨我醒来,父亲早已不见了踪影,原来他一大早就去部队检查出操和内务情况去了。由于过度劳累,父亲的头发过早地全白了。我曾对父亲说:“有人反映你要求太严了,大家都怕你。”父亲告诉我:“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带出过硬的队伍,才能打硬仗!

严以修身——不搞特殊化

父亲要求我们子女要严以修身,夹着尾巴做人,不准搞特殊化,做个普通劳动者,自己去经风雨见世面。父亲从来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子女谋福利,我们姊妹没有一个做大官、发大财的,都在平凡岗位上作贡献。

我上幼儿园时,假期在家里吃饭,吃饱后碗里还剩了口饭菜,父亲让我吃完,我不肯,他就与我一起背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讲农民种粮食不容易的道理。可我眼泪汪汪的,任凭父亲好说歹说就是不肯吃。父亲后来火了,拍着桌子逼我吃,我磨蹭了半天,拗不过父亲,最后不得不吃光了碗里的饭菜。从此我养成了饭菜一定吃干净的习惯。

我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后来在部队农场接受了两年再教育。1970年,组织分配我到学校当教师,2000年退休。和我一同学习、工作的人大都不知道我是宋时轮的女儿。我们从来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没有依靠父母的关系,为自己谋个好出路。我们没有继承父亲任何物质财富,却得到了父亲珍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宋崇实;摘自2018年第10期《党建》,原标题为《说说我父亲的“三严”——一个老将军留给女儿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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