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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新国民“生产-交换-生活”账户核算体系

2019-10-16 13:14| 查看: 302206| 评论: 0

摘要 : 再论新国民“生产-交换-生活”账户核算体系——生态文明评价体系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思维钱 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题记:尽管近年在“三去”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暂时搁置不提,但是, ...

再论新国民“生产-交换-生活”账户核算体系

——生态文明评价体系须有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思维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题记:尽管近年在“三去”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而暂时搁置不提,但是,这都不是搁置“一降”——全方位提升单位效能,促降能耗成本这一创举的理由。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认为,经济是一个基于价值评估核算体系的动(生)態开放生態系统。简述GDE价值评估核算体系前,必然联系中国政府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经过2016、2017及2018开局的努力,“去产能”、“去库存”的任务基本完成,“去杠杆”的任务主要涉及宏观金融政策,目前正在进行中,属于整治范畴。接下来主要是“一降”和“一补”,先说说“一降”什么,怎么“降”?

共生经济学认为,这个“降”,就涉及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问题。现行“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采用的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参量体系。那么,让我们简要梳理一下GDP成为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的历史。

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简史

大家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采用联合国认可的约翰·理查德·斯通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1968)作为计算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基础。尽管GDP国民账户核算体系首要核心指标(在1991年之前,美国以国民生产总值指标Gross National Product即GNP作为首要指标),从其提出到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的近80年时间里显示出许多缺陷,例如缺乏对资源环境成本、非市场性经济活动的价值、收入分配状况等要素的合理衡量,但仍然是全球范围内接受并实施的国民经济基本核算指标。苏联式的物质产品平衡核算体系曾与之比较过。近几十年,国际上也有不少的补充完善性或替代性的经济社会总体状况核算体系构思提出。

然而,任何指标体系的提出和发展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改变现实存在的不合理性,首先要理解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对于与宏观干预和福利国家的政策选择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的GDP体系而言。

国民账户的估算最初是由英格兰的托马斯·配第于1665年作出的,其目的在于估计该国的征税能力。亚当·斯密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国民的财富”并非仅仅植根于农业、金银,而是植根于“国民的生产过程”,因而也把制造业等部门包括进来。尽管观念上取得进步,斯密也未就怎样衡量一国的财富(或生产)提出更多有价值的洞见。而且,斯密并未考虑到今天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一般被称为“服务业”的产业部门,例如律师、娱乐、金融和政府,作为国民生产的组成部分。斯密称那些职能,无论有用与否,最终是“对任何价值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们并未产生有形的产品。

经济发展是为了实现经济福利之于人的普遍化。福利经济学试图将对生产的衡量与人的福利联系起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20世纪初发现,生产过程如不考虑个体的消费者对被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评价,不能被有效地衡量。马歇尔还严格地将效用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的思想。这导致生产的市场价值(即价格)这一概念成为最好的衡量尺度。这一概念的蕴含意义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价格的商业上可交易的一切增加到GDP。这惟有凭借这仅有的事实,即它被生产和购买,才会发生。借助此依据,至少在其中货币“不易手”的两个巨大的领域被留在“可记录的福利”之外:家庭/社区,以及环境。

就国民生产衡量的突破而言,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工作所引导。柯布(Cobb)等(1995) 将此情况描述如下:

“1931年,一群政府和私人机构的专家被邀集到一次国会听证会,回答关于经济的基本问题。结果他们不能回答:最近的数据是关于1929年的,它们对回答而言是基本的。1932年,美国参议院要求商务部准备对国民收入的综合估计。不久以后,该部安排一位名叫西蒙·库兹涅茨的青年经济学者以开发一套统一的国民账户的任务。这成为我们现在所称的GDP这一核算体系的原型。”

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它倡导政府在需求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等等。由于凯恩斯派的管理通过货币流而非官僚机构的规划发挥作用,这套新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工具对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按罗伯特·索罗的话来说,提出GDP的库兹涅茨为凯恩斯的“生理学”提供了“解剖学”。此外,GDP在二战期间发挥了作为战争规划的工具的关键作用。这些核算账户使美国和英国(设置上稍有不同)能确定经济上未被利用的能力,能大大超出常规的生产水平。

确立国民账户核算工具及其对福利的贡献的真正的突破,于二战后出现。战前,就公共政策而言,经济学者们极少受到援引或咨询。凯恩斯的学生斯通与詹姆士·米德一起研究了如何使理论上的国民收入和支出的平衡与实践相一致的问题,并于1941年编制出英国国民收入和支出核算的估计数据。凯恩斯认为,他们的估算完全可以并入当年英国政府的预算报告。1944年,斯通和米德合写了《国民收入和支出》一书。这本书不仅为斯通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一问世就成了国民收入核算的标准教科书。1952年英国中央统计局根据这本书提出的原理和方法,开始发表年度国民收支“蓝皮书”,如今它已成为英国宏观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这本著作后来由斯通与夫人G.斯通进行了修订,至1977年已出到第10版,在西方经济界广为流传,影响极大。50年代初,斯通与西蒙·库兹涅茨等人曾被邀请作为印度国民收入委员会的顾问,接着,被联合国召往纽约,旨在建立一个标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久,《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及辅助表(1953年)》(SNA)出版,最终成功地推出了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68年)》(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新SNA)。柯布等人注意到,战后,他们成为“政策的最终权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凯恩斯派的学者把消费提升到其经济管理的首要角色位置时,决策者们不再视“人民”为工人、农夫和商人等等,而只是视为消费者。

然而,正是国民账户体系的创始者们,首先出来批评GDP的适用范围和程度。西蒙·库兹涅茨于1934年在倡导GDP核算体系的使用时,就已经警告道:“一国福利几乎不能从以上定义的国民收入的衡量标准中推断出来。”他于1962年写道,“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成本和回报之间,以及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别必须切记。实现更多的增长应详细阐明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要更多增长。”

如今,从“生態文明,共生发展”的新时代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当作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態方式本体(组织)的人、人民、公民,被简化为“消费者”时,“人民”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必然被慢性抽空,所谓“自主创新”也必然被追求资本或法权两大特权所取代;而所谓的“经济增长”,也就被简化为各地政府与企业合谋“投资、消费(内需)、出口(外需)”这样一种兴高采烈的“GDP锦标赛”的冷冰冰过程。

“人”在这一过程中,不过是追求超平均利润率的工具理性的工具性载体,亦即自己成为自己谋求特殊“权、钱、性”的奴隶,进而成为统治性的利益体系的意识形態化的奴隶:要么按照丛林法则的选择而成为僭越公共话语的主人,要么是依附于主人的奴仆。于是乎,陷入一种钟摆式世纪困境:在经济体制机制上,要么市场自由,要么政府管制。

在政治体制机制上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资本垄断一切,要么法权操纵一切;在意识形態上也必然相应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所谓“右”,要么所谓“左”,且互不相融,明争暗斗,内耗不止。虽然各领自以为是的“风骚”三五年,但无论是“左”是“右”,结果都会留下一大堆“烂根之事”给大自然、给社会、给家庭、给后人去消受。

所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谈到选人用人问题时说,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態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GDE生態价值参量是质量、效能法则的综合体现

因此,从生产的角度看,必须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特别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Symbionomics认为,这里讲的“一降”,清楚地告诉我们,“一降”包括提升资源单位能效,也就是说,“降中还有升”的问题。

道理很简单,单位资源效能上去了,能耗下来了,成本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这“一降”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也可以表述为从微观入手,通过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共生经济学认为,生活的美好就是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并非对物质文化无限需求,而是“现实的人”(马恩,1845)付出成本最低而幸福度尊严感最高的生活。

特别是全方位提升单位效能,促降能耗成本,可谓一大创举。这里远不只是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这么简单,而且,这实际上蕴含着提升能量能源的单位能效问题,即“以升(效能)促降(成本)”的问题。

我相信,这将成为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为此,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论者制订一套不同于以资本增值/减值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方法,即以能源能效/能耗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效能(GDE)统计方法。

在经济学上,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将从“投资、内需、进出口”经济模式,转变为“生产、交换、生活”经济模式,也就是从重量、数量法则,向质量、效能法则的转变——“让生产回归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共生经济学,也可以称之为“分工、交换和生態(动態平衡)通论”。于是,经济学也将在能量转换的失衡、均衡循环中重生。

我们知道,物理学已经从牛顿定律演化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玻尔量子力学和和耗散结构思维,事实上,经济学也已经从重量、数量法则演化到了质量、效能法则。经济学的重量、数量法则,是指对经济活动的物质总量进行衡量的原则。工业化初期的重量法则侧重于钢铁产量,中后期开始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增长,如今,到了生態文明新时代,必须重视质量、效能法则,即从资本的增值、减值价值参量,转变为以能量的能效、能耗为价值参量,也就是对经济潜能的综合水平进行衡量的原则。即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换。具体说,今后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就,不是看GDP增长率,而是看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给出的每单位资源生产贡献率,即看不以加重生態背负、地球背负、社会背负、身心灵背负为基础的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动(生)態平衡率,所体现的边际成本与国民生活幸福度和尊严感。

共生经济学给出的这个GDE生態价值参量,正是质量、效能法则的综合体现——GDE价值参量既综合了:

1、美国兰德公司泰利斯等首创后工业化时代衡量国家实力方法;2、后续的“综合国力方程”(Klaus Knorr,1956);3、“国家实力指数方程”(Clifford German,1960);4、“非线性国力评价方程”(Wilhem Fucks,1965);5、不丹国王的“国民幸福指数”(GNH,1972);6、“国力评价方程”(Ray Cline,1975);7、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HDI,1990);8、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2005);9、“生活质量(QL)测量指标和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Riane Eisler,2007);10、中国人大财经委的“民生指数”(福祉指数,2010);11、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形形色色的“绿色GDP”(GeGDP=GDP-<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的诸般努力。

同时,基于质量效能法则的共生经济学GDE价值参量,又回答了生態文明形態涉及的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生態文明的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

这就是说,传统的指标和方法无法反映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条件下的国家和地区实力与国民生活与环境资源的良性循环率,所以,摈弃重量、数量法则,使用质量、效能法则评价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势所必然,人类将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通信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的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善政良治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看那里的人民、国民、公民的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是否与其获得的幸福度和尊严感之间所呈现的反比例关系状况(H=G/T)。这也是衡量“一降一补”成效的价值尺度。

国人把GDP嘲讽为“鸡的屁”,看上去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是当代中国出现“民怨”与“官腐”两大危机的集中反映。须知中华文化意象中的“凤凰”原形,就是“鸡”(雉鸡),当全民经商只关注“鸡的屁”成为世风时,中华之凤凰还能飞得起来吗?还有灵魂吗?生態文明的GDE价值评估参量体系,正好从中文谐音表达了一个时代诉求:从关注“鸡的屁”,到关注“鸡的翼”——凤之翼的认知飞跃。

建立在乘法思维和共生法则基础上的GDE,是生態文明共生经济体发展的全新价值评估参量体系。

因而,GDE要求的不只是解决GDP遗漏的家庭、社区、以及环境等非记录的庞大福利领域,也不只是关照质量与数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区别,而首先是,还原生产与消费、开源与节流、休养生息与环境气候之间失衡/均衡动態循环关系,尤其是鉴于工商文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遭遇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操控的极限三大极限,以及步其后尘参与其中的当代中国遭遇泛中等收入、泛产业化、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三大陷阱,而变相对狭隘的生产价值估算,为更宽泛的能量转换价值评估。

GDE生態价值估算参量的特点是:1、除了将GDP遗漏的领域很自然地纳入其中,还将所谓“绿色GDP”、“GEP”、“GNH”进行有机整合;2、GDE将区别数量与质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环境与气候、法治与道德参量,用乘法思维进行正负评级估算;3、尤其重视人的精神能量(如创意、管理、规划、领导力、思想力、文化力等)转换价值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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