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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化自信的花园里增添一抹绿色

2019-9-2 10:46| 查看: 48777| 评论: 0

摘要 : 为文化自信的花园里增添一抹绿色 ——专访长篇小说《守四方》作者贺贵成曾凯 夏花巴金文学院终身签约作家贺贵成,应邀创作的反映高原官兵生活的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守四方》,今年8月初在安徽文艺 ...

为文化自信的花园里增添一抹绿色

                                     ——专访长篇小说《守四方》作者贺贵成

曾凯  夏花


巴金文学院终身签约作家贺贵成,应邀创作的反映高原官兵生活的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守四方》,今年8月初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受到文艺评论界的关注,也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为此9月初我们对作家贺贵成进行了专访。 

为什么小说的背景时间安排在1995年至1996年? 

记者:您好,贺老师!一口气读完您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守四方》,我感动不已。请问您的小说背景时间为什么要选择在1995年9月至1996年6月?

贺贵成:关于长篇小说《守四方》的背景年代问题,有不少文艺评论界的专家和作家朋友也问过这个问题,我当时的考虑是,从大的方面讲,其理由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1995年3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签署了国务院第174号令,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双休日”,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规定从当年的5月1日之后改为每周工作时间40小时,即家喻户晓的双休日”工作制。

1994年以前我国法定的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每个星期要工作6天,只有1天休息。上班族只能把所有的家务活都放在周日干,那时流行这样一个说法:“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对于双休日来历的描写,在小说的一、二稿中是有的,后来在征求相关专家的修改意见时,说这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情,再加上因为小说篇幅太长了,所以关于“双休日来历的描写后来就删除了。但小说中涉及的不少故事发生都在双休日,这些发生在“双休日的塑造人物形象的故事就保留下来了。

我的小说《守四方》故事在时间的安排上是1995年9月至1996年6月,共计10个月的现在进行时的时间跨度。因为部队也与地方一样实行的是“双休日工作制,故此在小说的写作中,自由度要大得多,在小说中曾多处描写的事情都发生在“双休日”的星期六。比如说,在小说中的1995年9月9日,是个星期六,也是中秋佳节,这是部队党委任命主人公程玉刚为文工团代理政委后,到文工团履职的第一天,上午他与官兵打扑克,结果输了钻了桌子,以此刻画主人公做人讲“认真”,做事讲“原则”,做官讲“规矩”的硬汉性格;中午也是他在文工团的伙食团吃的第一顿饭,就发现团里的伙食质量太差的问题,他就开始思考如何改善和提高官兵伙食质量问题;晚上他又“逮住”了不假外出喝酒,喝得烂醉如泥的城市兵刘军……这些故事,都在刻画主人公细致观察问题的责任感,还有就是能恰到好处地把文学创作与新闻写作的特质巧妙地糅和在一起。

第二是,1995年5月8日,尽管著名歌星邓丽君已在泰国清迈因哮喘病发逝世(后据大陆医生推测为“胃食道逆流”),享年42岁,但她的歌声却留在了人间。为了增强时代生活气息,小说中引用她沁人心脾的歌曲《小城故事》的前4句歌词。我认为除了用来描写主人公当时高兴的心情外,还能在小说中把时代气息有机的结合起来。

第三是,1995年12月,全军开展“四个教育(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艰苦奋斗教育)活动。多数部队基层单位能够把“四个教育”与经常性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让身边的人讲身边的事,达到明身边理的目的,实现了集中教育和随机教育的优势互补,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新形势下官兵的一些现实思想问题,而且使“四个教育”具有了更加广泛的群众性。“四个教育”对刻画小说中的人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小说的时代背景的支撑也起着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是,1995年5月,我的第一本书22万字的报告文学集《昆仑作证》,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时年我30岁多一点,此书的出版坚定了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的信心。

第五是,1996年1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组建完成。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这支部队将于199771日零时起正式进驻香港。借此描写了高原官兵都想去香港服役的事情,后来,因为小说篇幅太长了,这些情节就被删除了。

六是, 1985年12月全军后勤工作会议提出,全军要在两三年内实现“斤半加四两”的目标,即保证部队干部战士的伙食达到每人每天一斤半蔬菜、一两肉、一两油、一两鱼禽蛋、一两豆制品。1995年是“斤半加四两在全军实施的10周年,但是作品中描写文工团还没有达到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伙食标准指标。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程玉刚上任后大抓伙食管理工作,提高官兵的伙食质量。

七是,国家为了减轻就业压力,早在 1993年总政治部、民政部、公安部等联合发文,恢复军队转业干部可以复员的规定,即按照军龄、职务,国家一次性付给一笔复员费,今后什么也就不管了。1995年底,国家又下发了《关于做好1995年军队干部复员工作的通知》。因为小说中要解决反派人物曹万光离开部队的问题,故此,小说中就引用了这个文件作为背景来说事情,部队党委安排他复员了。

基于上述7个方面的情况,所以长篇小说《守四方》的背景时间就选择在1995年9月至1996年6月。

创作长篇小说《守四方》遇到哪些困难? 

记者:在创作这部内容时间跨度只有10个月的长篇小说《守四方》时,您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

贺贵成: 唉,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要说创作《守四方》遇到的困难,其实是很多的,一句两句话很难说清楚的。

一是要解决自己创作信心的问题。因为工作关系,自创作出版35万多字的长篇小说天路尖兵以来,10多年了,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写出1个字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手生”了,这是自身压力之一。那时创作天路尖兵,是武警总部政治部安排给我的创作任务,因为我曾在青藏公路改建工程部队干过8年时间,说我有生命体验,其实压力很大。这种压力,对我个人来说,尤如秦山压顶。在写作的半年时间里,每天大门不迈,小门不出,缺少锻炼,每天也不出去散步,时间一长,脚手浮肿,走不动路,三次住院。我记得很清楚,第二次做院前的那个晚上,我有气无力地对我爱人说:“我可能身体不行了,这部小说已写了23万多字了。假如,到时我真的实在不行了(也就是死了),你把稿子打印出来,寄给武警总部创作室的巴根主任。从目前的创作情况看,小说尽管没有写完,但是已达到出版的要求了……”我爱人哭了,我也哭了。现在想起来,确实可以用“悲壮”两个字来形容那时的情景。当时,我脑海里想起著名作家柳青,他希望自己写完四部《创业史》。但因体质太差,改完《创业史》第二部病情严重,1978年6月13日不幸逝世,终年62岁。我也想到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路遥,1988年5月25日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以其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路遥因此而荣获茅盾文学奖因为创作积劳成疾,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其实,去年3月份我到高原部队的军、旅、支队(团)、大队(营)、中队(连队)跑了一遍,说得好听一点,也叫采风。回到高原省城后,一想到要创作完成35万字的长篇小说出来,尽管我在这个部队也工作了8年时间,但我心里是发虚的,并有些惶恐不安。我记得当时一口气抽了五六支烟,痛楚地思考了半天。但后来冷静下来一想,仅心里着急是没有用的,只有一步一步的来,接着就去了青海省的图书馆,用了两三天时间,认真翻阅了1995年1996年的《人民日报》《青海日报》,对于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也记了些笔记。这两三天时间没有白费,对于后来在小说中注入真实的时代背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我在图书馆借来了《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早晨从中午开始》是一路遥去世前躺在医院病床上写的《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50个小节5万多字,凝聚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作家生命中最后的心血。路遥在文中记录了他写作《平凡的世界》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经历和感情经历。从萌发写《平凡的世界》的念头到1988年5月25日写完,十年磨一剑,路遥用他十年的青春和生命换来《平凡的世界》的美丽绽放,用他十年的苦难(精神和身体备受折磨)雕琢了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路遥拿《早晨从中午开始》来祭奠那十年的苦难岁月。

《早晨从中午开始》是我每次创作长篇小说之前,都要必须虔诚地认真研读的一本书,记得在我10多年前,创作天路尖兵前,就认真地读了两遍。此书对我自己如何克服创作中困难,增强创作信心,起到了很好的启示作用。这次创作守四方前,我也毫不犹豫地读了两遍《早晨从中午开始》,这对坚定我这次的创作信心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我就陷入深深的痛苦的构思中。在构思中,首先想到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设置、故事的构建,还有承上启下和起承转合的结构问题。那是特别痛苦地煎熬的一周,我天天大口地抽烟,记得有一天竟然抽了三包烟,嘴都抽苦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坐立不安,有时痛苦得想跳楼的心情都有了。所以,有一天,我到一所大学的足球场边散步边思考,一天竟然走了3.6万多步(相当于走了20多公里,那天的最大收获是我笔下的女兵队队长吴艳阳和男兵队队长周慧志的两个人物形象出现在我脑海里:他俩都来自高原农村,也是大学同学,也相爱在足球场,又同时来到部队……并成了我作品中重要的人物。这完全是意外的收获……尔后,就是天天坐在沙发上,两眼望着茶几上的几张白纸和一支笔,一旦有了想法,有了灵感,就在白纸上记上几句,并画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线条……人物形象在脑海里基本想好后,就开始为我笔下的人物,一人建立了一个档案。档案里包括每个人物的出生年月日、出生籍贯、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入伍时间、性格特点、社会关系、人生经历等等。

二是要解决知识面的问题。当你只有真正投入创作时,你就会觉得要塑造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语言不能百人一面,而应该是百人百面,用文学上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写出“每个人物的个性”,所以要过好语言这一关,还是比较难的。写作中真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有时写不下去时,深更半夜自己就到宾馆转圈行走,以致让人怀疑你得了神经病

在人物的语言上,我尽最大努力,根据不同的职务、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文化程度,创作出既符合他们各自的“个性”语言,当然,这些“个性”语言不能“高大上”,还要有“人间烟火”的味道,也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必须是“接地气”的,好让读者心悦诚服地把你的作品能读下去。

有一天凌晨3点多了,在我写作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刻,真有些江郎才尽了,换句通俗易懂的话说,就是写作中遇到了“瓶颈”,我无意间,拿起手机来看是什么时间了,突然在手机微信上看到过去一位名叫杨文娟的同事的留言:“今天看你只走几步路,就知道你在赶稿子。”其实,我那天就只走68步,也就是说,连宾馆的房间都没有出。当时看到短信后,我感动的泪水一下子就从眼眶里滚落下来,流到嘴边,才知道泪水是咸的。当我的创作在最艰难的时候,我特别感谢这位貌美如花、心地善良的她发来的这条短短的微信,也许在她认为是不经意的一句话,但实际上给我精神上极大的鼓舞。还有我的老同事黄兴敏,在3月份的一天,在QQ上说:“听说高原冷,要多穿衣服,爱护好身体。”说明了你在遥远的地方写作,也有人关心着你的健康与写作情况。我只有加倍努力,才能对得起像杨文娟、黄兴敏这些好心人的关心、关爱哦!

同时,在写作中,上帝还算很保佑我的。正如,本书的责任编辑周丽同志评价的那样:“贺贵成在小说的第1章和第2章不到10000字的篇幅内,基本上解决了80%的重要人物出场问题,从而构建起了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程玉刚与曹万光、与副政委(正师职)郝光太等官与官、官与兵的矛盾关系和情感世界的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对推动整个小说故事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戏剧性的开端,唤起了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关注。”

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小说写了四五万字时候,我还没有解决俊美的女主角洪燕的干部身份问题。部队有铁一般纪律,战士是不能在部队谈恋爱的。在我的心中,作品要把洪燕塑造成个“三美”(人美如花、心美如玉、音美如天籁之音)的人物。在我最初的构思设想中,作为一个犯了“错误”的优秀的女歌唱演员洪燕,在与驻高原的武警部队、二炮部队和省军区的文艺团体联合搞的一次大型歌咏比赛中,因为她获得了第一名,作为一个只读了两年半大学的艺术特招兵,就可以直接解决干部身份了。但对于这个构思设想,部队首长告诉我,那是不行的,部队所有战士提干,是要经过北京的武警总部审批的,她的提干的事情肯定是批不下来的。所以我又深深地陷入创作困境,让我欲哭无泪,心中无比痛苦。那么,洪燕的干部身份如何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就意味着作品无法写下去了。但天助我也,幸运的是有一天,武警总部的一位中将从北京来部队视察工作的事提醒了我。我终于找到了解决女主角洪燕身份问题的办法了。后来作品中就描写成了由于文工团向中将的汇报演出取得巨大的成功,中将夸赞洪燕的歌唱得很好,如果你们高原部队不用这样的人才,他就把洪燕调武警总部文工团工作,直接解决干部身份问题。但高原部队领导也不可能放她调走的,就顺势提出解决洪燕的干部身份问题,后来在这位李中将(小说中的)的帮助下,按照军队的相关文件,洪燕的干部身份迎刃而解。有了干部身份,她才成为了小说中女主角,才有了后来作品中的洪燕情不自禁地爱上男主人公程玉刚这条爱情主线贯穿于作品的始终。

又如,在我原来的构思设想中,副队长王明全因为在大雪中求援时,双脚冻伤致残……截肢是要把大腿全部截肢的,这样就能按国家的相关规定,他今后就可以享受高一级残疾的待遇,退出现役后的待遇是比较高的,但必须要能安得上假肢。好像上帝在冥冥之中保佑着我的小说创作能顺利进行似的。长时间的写作中,我不仅心累、脑累,体力消耗也很大,所以必须重视锻炼,不能“壮志未酬身先死”。一天晚上我出去散步时,在路灯下,巧遇一个在军队医院工作了20年的女战友向岚,我把小说中王明全的“命运”告诉了她,她从医学的角度给我讲大半天,说:“大腿全部截肢是安不上假肢的,只能小腿截肢才能安上假肢的……”后来,我就改写成王明全只有两条小腿截肢了,也安上假肢了,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部队,退出了现役。

再比如,在原来的构思设想中,驾驶员冯平均为了抢救一辆不慎着火燃烧的地方油罐车而壮烈牺牲……但是随着作品写作的不断深入,最后改变为副队长赵紫大为救三个小孩的生命,壮烈牺牲了。所以,在写中不断“校正”作品的人物“命运”时有发生。

最近,我在业余时间看一些非常接地气的书。其实,这些年也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现实作品类题材也确实培育了若干好书,在我看来,这一品类的好书,最核心的要素就是真实,素材真实,人物真实,选题真实,事件真实。

在作品中人物塑造方面,一定做到能让读者产生共情(神入、同理心共情又译作同感、同理心、投情等。由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所阐述的概念。共情”这个词,似乎为现代精神分析与人本主义的融合搭起了一所桥梁),产生类似“这个人物在我的生活中也曾经出现的”感觉,而不只不出现在一个时代、一个城市、一个部队、一个单位而已。另外,作品还要有代入感、有责任感是我创作中经常反复做的一件事。生活中的辛酸苦辣都可以引起共鸣,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故事也能够吸引人的目光,不是一定要惊天动地才是好的,娓娓道来也是一种文本表达方式。

平民视角、悲悯情怀,是我始终坚持的创作风格。我的《热血丰碑》《黑飘带》《天路尖兵》《生命线》等军旅作品中所传达出的高原情、战友情、亲情、友情,更是我用以温暖人生的火炬。我的现实主义创作始终坚持一种平民视角,而平民视角里又包含了一种英雄主义,我不仅在现实中坚持理想,还要在现实中实现理想,我把很多元素结合起来,构成了融合的现实主义风格。我的现实主义概括为一种温暖的、朴实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趋于传统的白描,注重细节描写,注重故事情节推进,注重人物情感表现,以人物命运打动人。同时还注重对人物性格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挖掘。理想主义精神一直是我写作中的一盏亮灯,优秀的作品来自高大的灵魂。隐忍坚强、厚重大气、乐观爽直、勇敢侠义等精神不仅表现在人物形象之中,也真实地展现在我本人身上。我愿意写出人物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和光芒。

三是关于主旋律的写作问题。在2017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彰显坚定决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意蕴深长,深深铭刻在人们心中。

党的十八大曾首次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来高度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这在我党大力弘扬中国梦的时代契机下是最直接的助推力和精神动力,是与我国的发展紧紧相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目标,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结合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核心的体现。

弘扬主旋律,社会思想就有了主心骨;传播正能量,社会发展就有了动力源。纵观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己创作出来的300多万字文学作品都是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作品。四川有个著名的编辑家叫龚明德,在21年前,由他精心的给我编辑出版的22万多字《热血丰碑》一书,他就曾对我说过:“小贺,你是我认识的作家中,心灵最纯洁的作家,书上没有一处那些乌七八糟的描写,所写的爱情连一个亲吻都没有,但是还特别感人!”特别敬业的龚明德先生,在他的苦心编辑下,书出版后,经过有关专家多次审读,只有一个错别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从事过新闻出版的人都知道,国家规定,图书的差错率是万分之一以内,超出这个“指标”就是不合格的图书。也就是说,经过他的匠手编辑出来的书,差错率只是二十万分之一。错的那一个字,就是把“便”字误错为 “使”字了。他为了把每一个字校正准确,我亲眼见到他桌上摆放着3本不同版本的汉语字典、辞海、辞典,翻来翻去,直到找到最能表达作品内涵的那个精准的字后方才罢休。这么多年过去了,对像龚先生这样优秀的编辑家,在我心灵深处,一直充满着深深的敬意!

2003年,我的60多万字的作品《生命线》,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徐有胜,当时他分管省作家协会工作,在一次作家会上,他说:“在贺贵成的这部作品里,没有男男女女之间的卿卿我我,照样感动我们的人心,照样震撼我们的心灵!”

在《守四方》的创作中,我写到高原官兵无私奉献的精神时,多次情不自禁地掉过泪。比如,小说中的副连职副队长王明全,来自甘肃省静宁县农村,父母因车祸而死亡,是奶奶把他带大的。他来参军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尽够3年义务,就复员回去与小学民办老师、他的高中同学佟倩倩结婚……但是在他当第二年兵,在参加支队举办的新闻报道培训班时,遇到了他的“恩人”“贵人”——小说中主人公程玉刚,经过程玉刚的鼓励,加上他的自身努力,考上了军校,成了一名干部,后来他想好好工作,干满15年或当上副营职干部后,家属佟倩倩和儿子就可以随军进城里生活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王明全在大雪求援中,冻伤截肢,失去了双脚,成了残疾人;正连职干部赵紫大在紧急时刻,为了保护三个小孩的生命,壮烈牺牲,献出年轻的生命;还有女兵队队长吴艳阳的婚姻“悲剧”……所以写到他们时,我心情无比沉重,泪水无声无息地就流了出来……所以,对于《守四方》的责任编辑周丽《用热血谱写高原军人的“大风歌”——读贺贵成长篇小说〈守四方〉有感》的评价,我是感同身受的:“部队官兵在高海拔的高原里所表现出的心灵、人性高度,令我潸然泪下。高原军人非凡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业绩,默默无闻却又常常惊天动地的牺牲奉献,总令我感慨备至而又嘘唏不已。”

 写作不但是一种资源消耗、体力消耗,而且是极大的感情消耗。 这是著名作家二月河所说的话。我们最为熟知的作家二月河(500万字的帝王系列小说)创作的时候无论冬寒夏暑,春花秋月,都锲而不舍,笔耕不辍,每日少则千余字,多则上万字。

就我个人的创作体会来说:文学创作不仅心累、脑累,而且身体也累。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2018年6月28日,这天是我写小说《守四方》结尾的一章,也就是第70章。早上起来得很早,因为经过4个月(含采风一个月)的“痛苦煎熬”,终于迎来了小说最后一章的写作,这天这部作品初稿就该“杀青”了,所以心情也特别“昂扬”“兴奋”,也有一种满腔的成就感。这天早上,我接到我曾经的同事邓灼的电话,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我们《一带一路》已搬回到原来的办公地点了,你的情况如何了?”我也兴致勃勃地开起玩笑来:“我的心情好得很,因为我近40万字的小说初稿今天就写最后一章了,哈哈哈,就大功告捷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我又用大约一周时间,夜以继日地进行了一次认真地修改,同时,我也请我尊敬的从事校对工作多年的王运秋大姐帮助校对了一遍,然后在一家印刷厂打印了10套(因为打印出来是428页,页数太多,文稿太厚, 印刷厂无法用机器装订,所以就分成了上、下两册进行装订),接着送、寄到青海省、四川省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还有高原、内地的作家朋友、评论家,诚恳地请他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不到10天,专家们的意见回来了,我就进行了认真梳理,小说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多达五六十个。

为了接受你们的采访,我特意把当时记有专家们给我小说提出宝贵意见的笔记本也带来了。提出修改意见最多的是成都大学教授、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邓经武老先生,他提出了10多条宝贵的修改意见,并帮我在修改时出了很好的主意。邓老是个文学评论著作等身、治学非常严谨的人,更是值得我敬仰的人。他与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王敦贤,还有青海省的章专家,对我小说的第一章都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女主人公犯了错误,不受处理?写得太假了……”。既然3个专家都有共同的中肯的意见,看来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了。为了把“太假”改得更是艺术创作上的“真实”,我确实苦恼过,怎么改?如果改得不好,势必影响整个作品质量,而且作品还有可能要“回炉”……苦恼归苦恼,但还得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想办法,为作品中女主人公找出符合艺术“真实”逻辑的出路吧!我又找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来认真研读了几遍,然后在短短的6000字的第一章,用了三四天时间,改来改去修改了四五遍,方才合情合理了,才符合艺术上的“真实”。真是折磨人哦!

青海的一个评论家提的意见是,描写高原的民风民俗少了,邓经武教授也同样提出了这个宝贵的意见。为了这个意见,我花了整整六七天的时间来弥补与修改。但是,后来,安徽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周丽老师多次在微信上与我交流,说,关于描写藏族、回族同胞的民风民俗要删除,而且关于青海这类的真实地名,也要改为虚构的假地名。我把电话打给周老师,当时我的情绪是比较激动的,待我滔滔不绝地把我的观点阐述完,她细声柔和地告诉我,最近上面关于出版方面有新的规定要求,我只好哑口无言了。

根据“上面”新近对文学艺术作品出版的有关规定:所有以真实背景创作的作品,必须虚化所有真实地名、单位,必须是假设的地名、单位……所以,我就只好把“青海省”改成了“西海省”的假地名,“西宁市”改为“古宁市”,“玉树州”改为“海树市”,“黄南州”改为“黄同市”,“果洛州”改为“果玛市”……书中30多处描写西宁古城20世纪90年代特别有名气的“大十字书店”“大十字商场”“大十字邮局”,均被出版社删除了“大十字”三个字。

我当时的创作想法,就是在《守四方》中不仅要写出高原官兵艰苦奋斗的实质,而且也要写出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精神风采。同时,以高原官兵艰苦奋斗的实质为背景,写出如何“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官”的些许道理。这里引用邓经武先生对《守四方》的评论的话说:“作者真诚希望能有更多的像程玉刚这样的‘社会良心’,去救治各类‘社会病’,这是小说的又一个重要意义。”

邓经武先生撰写《塑造当代军队的英雄“猛士”形象——论贺贵成长篇小说〈守四方〉中说:“长篇小说《守四方》是弘扬正气、讴歌当代英雄‘猛士’的作品,换句话说,完全是弘扬主旋律的小说,但其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却很有生活的真实性,尤其是作者对作品人物的情感倾向的真实性。”

强盛的国家,必有坚定的精神力量;伟大的时代,必然奏响昂扬的主旋律。

文学写作需要天赋吗?  

记者:请问贺老师,在文学创作上需要天赋吗?

贺贵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文学写作真的需要天赋,但后天是可以培养的。我最近读了一本文学理论的书,书上的观点是:虽然时代在变,但真理没变。说是天生的,可以列出一些大家都熟悉的国内外作家名字:高尔基、雨果、巴尔扎克、杰克•伦敦、小仲马、村上春树、东野圭吾、曹雪芹、鲁迅、余华、毕淑敏、琼瑶等等。以上排名不分先后,仅以国外国内区分,也不足以代表全部,仅是几个典型。这些作家无一不是历经生活的苦难或者改行从文,或者直接上手写作,一鸣惊人。实际上生活本身的艰难或者挫折以及生活环境的困顿直接造就了他们,或者说催生了他们。这一点是后天培养作家无法比拟的。

作家是可以培养的,是说经过科班出身、有文学家庭背景、文学教学研究或者创作培训培养出来的。比如: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泰戈尔、拜伦、勃朗特三姐妹、钱钟书、沈从文、老舍、贾平凹等等。这些作家往往通过专业学习、或者干脆从事文学教学,直接在文字生涯中创作一部又一部优秀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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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

雷人

握手

鲜花

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