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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张五常的经济学,为孩子们建座共生博物馆!

2019-8-22 16:36| 查看: 204984| 评论: 0

摘要 : 再说张五常的经济学,为孩子们建座共生博物馆!钱宏(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张五常先生,是一位脑袋特别好使的经济老头儿。晚生在2016年2月20日写过《時代需要經濟學思想革命!——从张五常 ...

再说张五常的经济学,为孩子们共生博物馆

 

Dean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张五常先生,是一位脑袋特别好使的经济老头儿。晚生在2016年2月20日写过《時代需要經濟學思想革命! ——从张五常经济学三原理,看“共生经济学”将应运而生》。

可惜的是,张先生的情绪不够稳定,思维也比较偏窄且偏激。他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想到一出是一出,缺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关系的整体观念,哲学上下的功夫不够。

这也有一个长处,由于张先生十分聪明的大脑袋,总能抓住最有利的要害点。于是,他一出一出的主意中,总有一两出对上现实逐利者(如官员或企业家收藏家)口味。一旦对上眼,就很容易出好看的成绩单。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后面得有一长串的人跟着帮着擦屁股埋单(如果没有,他自己就可能陷入麻烦,白白丢失机会)。还好,在强大的中国特色政府这一块,总是不缺擦屁股的后继者,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土、国民也还能埋得起这个单——尽管已经快到可承受或可持续的临界状态。

这里,我就不说张五常先生在号称实证经济学的《佃农理论》中,竟然鄙视“以事实解释事实”的实证研究,却又为了“证实”自己的理论,竟不惜扭曲事实、甚至不无数据造假之嫌。

简单说两句他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表达的“放弃产权角度”的新制度经济学,既无法与科斯的博大相比拟,也脱离后续的中国经济实际——比如他凭自己的估计,得出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率“每年都有20%”。即使是这样,张五常赞美的通过合约“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所谓制度设计,也依旧是掏空了中国农民作为“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所有者的存量博弈权。而没能存量博弈权,又何来创新性的增量博弈权?

如果有政治上的选择权,谁愿意做这种连农会组织和国民待遇(给中国农民这两项权利,是杜润生先生最后的遗言)谈判权都没有的任由“权力和资本合谋”宰割的“失地农民”(其中不少沦为受尽虐待的“访民”)?张五常本人愿意做这样“无恒产、无恒心”的中国农民吗?“中国农民等了几千年”,就等来这么个张先生区区几十年光景的“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假如这是先生的一个反讽,我们真搞不清楚,张先生到底是“好得很”的“好派”,还是“好个屁”的“屁派”。

其实,张五常的新制度经济学,说白了,就是“政治经济学+工程规划=政治工程经济学”。而且,他的“政治工程经济学”,天生只算经济主体(政府及其依附企业)自己进项的账,而不管作为中国经济主体侵蚀对象的国土、国民(自然、社会、生养人力的家庭)这些个生命活体,所付出的天量成本这个账——总体承受力。

具体到深圳的发展,恰好在国土资源上,开了一个毁灭性使用的头,而在对流动国民资源的超级虹吸性上,占尽了全国各地的便宜。

不管张五常是不是看过《八二宪法》,其中有一则古今中外唯一用国家大法的方式将“国民”赖以生产、生活的“国土”资源,强行规定为“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的条款,加上各级代表“国家”的官员又有“选择性执法”的方便(如有关公民权的条款,则采用各种手段搁置不执行,使之“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总之是,有了这些资源禀赋和无有效约束的公权力“两大比较优势”(后来同样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林毅夫更是将此“两大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极端,形成他的有明显结构性缺陷的“新结构经济学”),使得张五常先生的得意之作《出售土地一举三得》(1986)中“通过出售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发展经济需要的资金”的建议,就很快在1987年底得到深圳市府响应实施,举行了中国的第一次土地拍卖,以至于很快病毒式地感染了全国各地县市区各级政府——相当于5万台“GDP锦标赛”发动机,在“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牵引下,不到二十年,取得中国基建水平“冠于地球”的超好成绩单。

说到这里,我很难不想到到处林立的中国高楼高价大厦远胜欧美的背后,那以亿万计的年轻“房奴”,很难不联想到紧挨深圳的香港那以百万计的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一代!

所有这些,却都构成张五常先生至今得洋洋得意津津乐道(包括受到许多内地官员欢迎)的资本,同时,也是他憎恶2008年1月全国人大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称其“是一个灾难性的法例”的原因(当然,有许多官员和老板与他同调)。同理,大概他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也不会有什么好评!

但是,正如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存在结构性缺陷一样,建立在资源禀赋和无有效约束的公权力“两大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张五常“政治工程经济学”,也有两大天然缺陷,一是缺乏“存同尊异,间道共生”的哲学基础,二是与“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的现代政治学、宪法学常识直接相违背。

我们知道,人类对于世界和自身的认识过程,已经从轴心时代(Axial Age)静态的“整体统一”,跃迁到共生时代(The Age of Symbiosism)动态的“关系过程”,同时哲学也就从“智慧之爱”,跃迁到“爱之智慧”的境界。一切存在物,特别是有生命的活体与活体间(Inter-sexuality)的存在方式,都是你、我、他主体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动态平衡的过程。自上个世纪以来,间性理论已触及到哲学、美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各学科,“间性凸现”(Intersexual protrusion)已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共识。因此,离开主体与客体各显神通的间性共在,即主体间相互作用(交流、沟通、整合),共襄生成、生长、生活的动态过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间道共生,并没有绝对的主体或无交互性的生命活体存在。

我们过往所谓的主体思想(Subject thought),即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其实是由作为个体、群体、共同体(集团、政府、国家)的“你性”“我性”存在结构中的“他性”来界定和确认的。这种主体中的他性,与主体你性、我性之间构成的动态的“交互性”逻辑,就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中的他性,既包括了约定性和全人称的“你、我、他”,也包括了自然性和全物称的“她、它、祂”。自胡塞尔提出主体间性概念以来的百年间,拉康、海德格尔、波尔、海森堡、普里高津、波普尔、莱维纳斯,都对丰富其原代码内涵作出了贡献,从而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认识和参与空间、维度、境界。比如,作为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具体体现形式的“文化间性”,体现了从属于两种和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主体之间,及其生成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它也表现出文化的共存、交流互识和意义生成等特征。主体间性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生物领域、物理领域,则分别体现“政治间性”“经济间性”“社会间性”“生物间性”“物理间性”等(参看张世英《共生的哲学:从“自我”到“他人”》;钱宏《谈谈社区、市场、政府全息经济形態的哲学品味——兼谈哲学对象的划时代转换》,分别见《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P35-39;P374-383,晨星出版社,2018)。

由此,探究活体间自组织与外平衡存在方式的共生哲学发现,作为现代政治学与宪法学发出点和目的性的“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所表达的“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公信力原则——民族、民权、民生,正好与共生哲学发现的这一“主体间性”价值内涵——良智、文明、共生,高度一致性。而中华民族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正是从民族、民权、民生,到良智、文明、共生历史过程。

良智(Mind):心灵、思想、智慧、价值观、践行能力,良智的内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心、发挥良能。

文明(Civilization):良智诚于中形于外,体现为文明,规则、体制机制、尊重圣域、行为习惯,臻美风范,所谓“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共生(Symbiosism):文明出发点和归宿,是共生原德行天下,“谋求自己活得好,必须也让别人活好”(live and let live)。

我们相信,“良智、文明、共生”(CHINA),作为全球化、信息化、生化时代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将与“自由、平等、博爱”(FRANCE)、“契约、宪政 、拓展”(UK)、“民有、民治、民享”(USA)一道并行不悖成为全球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即普惠价值诉求。在这样的普惠价值引领下,中国将成为从工商文明后发国家,到生文明先发国度;从现代“后工业社会”,进入当代“前生社会”的模范国度,中国也必将走“共生崛起”之路。

那么,从主体间性的哲学引出的“良智、文明、共生”高维视角,我们对主权概念的内涵,可以看得更清楚。

主权(Sovereignty),即国家主权,指的是一个相对于别国而言的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主权国家的外部性,以相互承认为前提;主权的内部性,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特殊属性,是国家的固有权利。全体国民及其生活的地域(国土)一起形成国家。马克思指出“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的存在”,因而,国家固有权利的根源,存在于全体有生命的国民、人民、公民,亦即主权在民(此为自然正义)。所以国家主权的目的,是保护国土的完整性,保护国民、人民、公民生命活体的利益。任何社会集团、共同体或个人,都不得行使非直接来自于国民、人民、公民授予的公权力,更不可利用国家主权并以主体自居,进行其他目的的交易(此为约定正义)。

因此,凡是“天生只算经济主体(政府及其依附企业)自己进项的账,而不管作为中国经济主体侵蚀对象的国土、国民(自然、社会、生养人力的家庭)这些个客体,所付出的天量成本这个账”的行径,无论是作为实践的政府修辞行为,还是作为理论的经济学交易逻辑,都是对“主权在民”这一宪法首要原则的违背。

可喜的是,深圳有两件大事,让我感到特别欣慰。一件事是,我从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18年8月3日发布的《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中,看到全国“第一个拍卖土地”的政府,终于从“实体经济已撑不起房价的野心”和普通城市居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扛不了房价的压力”中觉醒,正式宣示:再见了,房地产!

另一件大事是,深圳常务副市长刘庆生在首届国际创美论坛上,明确指出:当经济发展到极致的时候,核心的竞争力就是文化。他于是表达了“国家之盛,文化之举”的主题愿景。

于是,我思考着一个问题,在新时代,深圳特区“特”在哪里?深圳亟需一次思想上的开放赋能,践行成长,且机不可失,又得天独厚!当物质文明极大丰富后,深圳将会经历一次从工商文明抄作业(复制),到生态文明写作业(创新)的脱胎换骨。同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Bay Area)改革创新的前卫之都,深圳不止时尚,应当不再是比拼机会、岭南文化、香港殖民文化三种文化物理空间上的扩张。深圳特区这片山海文明前卫之都,必将成为蕴涵全国乃至全球共生智慧的思想高地,成为各种精神开放交融竞合共生之域,成为中国12个自贸区中率先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城乡共生体——让人回归生命的意义,以地球可承载的自然社会能耗,过上葆爱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不过,我得赶紧把话说回来。张五常先生近来注意到“中国的大学办得不够好”“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解除汇管是前海的前途”,特别是“深圳没有本地人有利也有害”,还是难能可贵!

张先生是这样说的:“今天的深圳没有深圳人,歧视的问题不存在是一个难得的优胜处。这优势带来的不幸,是深圳不仅没有自己的文化,连中国的文化也搞得不好。人类历史上我们很少见到一个经济发达而文化尘下的地方。不仅深圳的多间博物馆一律没有看头,那里的音乐厅、剧场等,其层面皆与上海或北京相去甚远!”

张先生这些难得的卓越见解,正是我今年四月应邀出席新西兰奥塔歌大学150周年校庆深圳行,与有着政治经济文化间性思维的深圳市老书记厉有为先生重逢时,表达一个愿景的原因。这个愿景就是:

我愿倾心帮助深圳市为孩子们建设世界上第一座“共生博物馆”。

我相信,为孩子们建一座中国人原创的“共生博物馆”,将会改变深圳作为“世界之窗”的文化位格,让世人刮目相看。

所以,还是要感谢张五常先生!

 

陽子哥2019年8月21日于辽东湾童心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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