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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家的人文视野

2019-8-8 15:31| 查看: 29599| 评论: 0|来自: 新华网

摘要 : 蔡希陶先生  不久前,因为写一部有关中国植物志书方面的作品,得以系统地阅读了多部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家的传记、自传及相关资料,了解了他们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一个不期然的发现,却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 ...

蔡希陶先生

  不久前,因为写一部有关中国植物志书方面的作品,得以系统地阅读了多部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家的传记、自传及相关资料,了解了他们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一个不期然的发现,却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不少人除了是本专业学科的权威大家,在人文领域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

  仅以文学成就为例,有两个人就堪称不同凡响。

  一个是胡先骕,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他在植物学研究诸多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他发现和命名的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科学的重要成就,轰动了国际植物学界。他家学渊源深厚,从小浸淫于古文化中,出入文史,十几岁时作为庚子赔款留学生与胡适一同赴美求学,二人交情甚笃,但文化价值理念不同。他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与吴宓等人一起,在文化保守主义的阵地《学衡》上,与主张用白话推翻文言、否定中国古代文学成就的胡适的“文学改良”之说展开论战。他尤其擅长古体诗词,享誉诗坛,作品被陈寅恪父亲陈三立评价为“意、理、气、格俱胜”。晚年将一生所作存留的400余首诗词,请钱锺书代为遴选编订后出版。钱锺书在胡先骕诗集的短跋中,称道其诗“挽弓力大,琢玉功深”。的确,从这些发表的作品看,其水准毫无疑问是第一流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为纪念水杉发现而写的长诗《水杉歌》,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激赏,称赞其“富典实、美歌咏”,亲自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

  还有一位,今天知道的人应该会更多一些。30年前,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在发表享誉至今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不久,又推出了《生命之树常青》,写的是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的创建者蔡希陶。20世纪30年代,蔡希陶也是胡先骕担任负责人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主要成员,在植物学研究之外,热爱写作且已崭露头角。他受胡先骕派遣,带队去素有植物宝库之称的云南采集植物标本,数年间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他给胡先骕报告工作进展情况的信函中这样写道:“连日采集大满人意,烤制不暇,滇南天气较热,雨水丰多,山谷中木本植物丛生,竟着美丽之花果,生每日采集时,回顾四周,美不胜数,手忙足乱,大有小儿入糖果铺时之神情。预计今岁总可获六千号左右也。”读着这样信手写下却生动传神的文字,仿佛置身现场,工作的艰辛,收获的喜悦,悉数道出。虽是寥寥数句,却足以看出其文字功力。就是在这次考察期间,他写了好几篇描绘当地少数民族生活和风俗的短篇小说,人物传神,状物生动,被鲁迅先生称赞为“很有气派”。

  对他们来说,生命的丰沛能量没有被狭隘地局限于专业研究的范围内,而是有着更广阔的投射。20世纪40年代,胡先骕在南京一所大学担任校长,在一次以《如何获得丰富快乐之人生》为题目的演讲中,他为年轻学子们规划人生图景和路径:一生的精力不应该仅限于职业,还应在职业之外追求真善美,追求无穷的知识。他指出,中国的儒家,正业多半是政治,副业才是各种专门的学问,但是他们借以名垂不朽的,往往却是他们副业的成就。他期待同学们应该尽力培养自己的副业,寄托精神,获得更丰富的快乐。

  胡先骕自身的经历就颇具说服力。一生对诗词写作的爱好,使他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但这种兴趣也并非独立的,而是仍然以某种方式助益于他的科学研究事业。“纪追白垩年一亿,莽莽坤维风景丽。特西斯海亘穷荒,赤道暖流布温熙。陆无山岳但坡陀,沧海横流沮洳多。密林丰薮蔽天日,冥云玄雾迷羲和。兽蹄鸟迹尚无朕,恐龙恶蜥横駊娑。水杉斯时乃特立,凌霄巨木环北极。虬枝铁干逾十围,肯与群株计寻尺……”这是前述他那一首被誉为亘古未有的“科学诗”的70行七言古体长诗《水杉歌》开头的部分,描画了一幅地质年代的景象,气势磅礴,意境阔大,充分体现了他在古地质学、古植物学等领域的广博学识。不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文艺的眼光,显然更能够充分观照植物世界的美。而这种对美的感知,也会有利于对其研究对象的科学内涵和意蕴的深入了解。

  孔子论及学习《诗经》的作用之一,是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植物学与生产生活的广阔领域都有密切关联,因而是一门具有浓郁人文气息的学科,植物学家具有这种素养,比较容易理解。但在别的看上去更为艰难高深的学科中,其实也是如此,那些杰出的大师,无不同时具备专业之外的禀赋和眼光。如提出光量子假说、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也是一位小提琴演奏高手,几乎每天都手不离琴,还与量子力学的创始人普朗克共同举办钢琴演奏会。音乐艺术对他们不仅仅是业余爱好,而且是给予他们的科学研究以灵感和启发,对他们的科学创见起到了催化作用的催化剂。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的美和艺术的美是相通的,他将科学上的伟大成就比喻为“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把美国著名实验物理学家麦克逊赞誉为“艺术家”。他还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正是凭借一种非凡的想象力,他提出了相对论,外人同样也只有借助想象力,才能接近于理解这种奇特的学说。而想象力,通常被认为是属于文艺范畴的才华。不妨这样说:丰富广阔的文化背景,在科学和人文两大界别自如地驰骋,对成就一代科学巨擘爱因斯坦至为重要。

  十多年前,“钱学森之问”曾经引发从教育界到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杰出人才为何迟迟难以诞生,成为一种公共性的忧虑。如果从上面的角度思考,或许能够获得一条可能的解答线索。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按照严格的文理分科设置课程,文不学理,理不学文,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缺乏综合优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不能不说,这样的掣肘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创造能力的不足。

  与此话题相关的现象,其实很早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指出,随着科技发展,传统的综合性的知识体系发生了巨变,科学领域分工越来越细,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由于知识背景、历史传统、哲学倾向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不同,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被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交往隔绝、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他呼吁两种文化多作沟通,否则会妨碍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进步。他是科学家,又是作家,这种两栖身份,让他更容易感知到这种阻隔产生的不良后果。

  透过这样的背景,再来看近年来颇受重视的通识教育,就会有更为深入和准确的认识。关于通识教育的定义有多种,这是较为简略的一种表述: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为受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当今国内多所著名大学都强化了通识教育,令人欣慰。这不应该被看作一种亡羊补牢式的权宜之计,而是回归一种初衷,一条正途:教育的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东西方都各自有着深远的渊源,虽然过去未必这样称呼,但内在精神实质却是相通的。在东方,这种教育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六艺教育,以及汉朝以后的儒家教育,如“君子不器”“允文允武”之类观念,指向的就是人格和能力的全面发展,要成为通才,而非用途狭窄的工具。在西方,通识教育源起于古希腊时代的自由教育,有时也被称为博雅教育,这个名称更有助于让人深刻认识教育的育人使命:培养广博知识和高雅气质的人。因此,人文教育一直是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回到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胡先骕、蔡希陶两位植物学大家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虽然分别是在国外和国内读的大学,但受到的都是这种背景的教育。他们开阔的人文视野,对其卓越人格的形成,出色事业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仿佛作为他们研究对象的任何一种植物,只有在阳光、土壤、水分等诸般条件适宜的情况下,才能够发育得茂盛茁壮,精神的生长也是如此,只有撤除种种主观和客观的藩篱,畅游于广阔知识领域的浩大水面,才能够获得丰富的滋养,才有望赢来丰硕的收获。(作者:彭程,系光明日报报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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